在Internal City的透视畸变

                                                                                 ——忆《九月风》复刊       

    看到老赵、小蔡、老孟相继发在校内上的“回忆录”，我以为我们又在进行着一次隔空的对话和交流。虽然没有馥水吧里昏红迷离的灯光、或者芬佳怡的果汁冰淇淋和游戏、或者幽幽谷墙面上古旧的英文报纸，那些我以为我忘了的细节，或者曾经为了联系印刷厂走过的每一条路、打着策划的名义不断聚会见面的每一个空间。自打毕业离开了那所城市，除了总会随身带着的那几本《九月风》，和宣传之后留下的那一小叠“文者归来”版书签，与“九月”有关的一切故事就从此被搁置了。直到有一天收到约稿短信，说因为文学社打算在二十周年出一份纪念刊，让老家伙们写写感受，我开心极了应承下来，顶着老师交待了几周的研究日志和压下来最后期限的几万字论文，对着这位小编辑的短信说“谢谢”。我终于给了自己一个完整的理由去回忆，那一切关于美好的校园故事。那曾经张狂的理想，和可以大胆地将它称之为理想的“年代”。 

 一

    军训还没有结束，社团纳新就早早开始了，在一个旁晚，周围是陌生的空气，新鲜清冽。社团的老学长们在寝室楼C区前布置会场，至今想来，还仍然记得他们那“叱咤风云”般的面孔。我等在文学社招新的桌子前，问：“什么时候开始？”学长答：“快了”。“现在报名行么？”“那先签上名字吧。”于是我成了03届001号会员，而这件事情直到毕业前还被老孟同学挂在嘴边，他总是那么兴致地悉数着各位同志与文学社的情分。其实，为什么当时那么积极地寻着文学社的招新地儿就去了，我真想说，当时入会的理由，不是为了读书或者分享，是为了找人。就是为了去找你们这帮人，去找那本《九月风》。当时，《九月风》没有复刊，也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杂志存在，当时只是知道，文学社没有这样一份刊物，而她应该有。或者可以说，那份杂志的诞生仅仅是一个虚席以待，如若它不是《九月风》，那么它还会是别的什么，无论怎样都会有一本像样的杂志去填补这个空缺，也更应该有那样一群人去做它，那么《九月风》的再次出现就是一个必然。

    其实《九月风》是一种理想，是一群可以骄傲的狂妄的自在的去谈它的人所大胆追寻的东西，《九月风》让一种看似虚无的没有线条而缺乏勾勒的精神变得可以触摸，让内心热烈而纯粹的思维有了可以表达的场域和归属。就是这样一种归属，它牵挂了好多人，牵挂了我们梦想中大学生活，甚至于我们积极想要去拥有的大学文化。在这里，她可以被说的那么宏大，就是因为这个年纪我们敢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表达。

    因为有这样一种归属，我们大谈理想大谈自由，大谈抽象和理性也倾注感性和畅想。我们就是这么奔着去的一群人，从前是，现在是，将来还是，那便成了《九月风》自己的精神，然后有更多的人承袭和凝聚在它周围，形成了所谓的“理想主义圣地”。

    最初的我们几个，就是寻着这样一种气味去的，最初它仅仅是一种气味，我们型构它，描绘它，注入了我们自己大学时代的整个梦想，我想我们可以这样面对。所谓的志同道合便是这样的一种嗅觉，它灵敏而细腻，它知道同类。在这样一种嗅觉中前行，虽然会遇到不易，甚至几次聚会中探讨怎样将它维持下去，可那种精神却是那样有力，它能引导我们走过来，记忆里也只剩美好。

    某一天，我跟老赵约在福州路相聚，他递给我一摞《九月风》，说是孩子们新办的，我太激动了，因为知道它的气味。知道那种理想的东西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清澈，知道在这里，始终有着这样一群人，虽不相识，却可以交汇。

 二 

    老孟、小蔡在自己的“忆文”中几次的提到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社团会议室，我也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的座次。那是第一次开会，也是第一次“集体接触”。然后，社团二楼的小办公室成了我们的工作间，这一连串的空间也成为我们记忆中的第一段符号。我们在里面疯狂工作，整个周末、整个晚上。我们探讨、交流，因《九月》的稿件和策划而起，在思维碰撞中发现快乐，因为某一个灵光闪现而激动。我记得在《文者归来》发布会上提到的那段回忆，“当整个校园里空无一人，我们走在学生会楼后面那条小路上，抬头是满眼星光，那个时候会特别纯粹的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群人，在做着共同的理想，我们是寂寞的夜行者，可是却有了归属。”

    然后是一连串的地点转移。到高区的印刷厂区挨家挨户找印刷商直到夜深，坐在马路边上喝一块钱的咖啡研究排版，站在B楼前的草坪上问大家“资金没了还能不能做下去”，跑到避风塘跟老板签合同希望把我们的杂志摆在那里的书架上。或者在小酒吧幽暗的灯光和音乐中大谈我们心中的文学，在玩具小店里边吃冰淇淋边聊的哪篇稿子哪件趣事，在图书馆里抱着一大摞资料查我们的想法有多少可行性，然后隔三差五的吃喝、切磋、说笑，《九月风》已然不只是一份社团工作，不只是领导交代的期望，她是我们的生活，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想要将心愿诉诸于现实的全部。

    那又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文学社第一次见面会上，在大家狂侃韩寒郭敬明颂扬着对所谓当代文学青年才俊们的热爱时，老赵相当清脆的说“我更喜欢孙犁的散文”；当编排版面苦于老孟稿件字数太多规劝他再删去一部分时，老孟闷头做了半小时兴奋地大叫“我已经删掉100字了”；当大家在为栏目名称创意挠头冥思时，小蔡与我闲聊之余发现的“一年又一天”的“生日差”被他灵机定为了散文版的栏目题，并大赞“够意境”。稿源缺乏时他们用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马甲写稿，审稿编阅时他们开着一台、两台、三台、四台电脑围着一个小办公桌，出版前他们用自己的生活费做资金短缺的流动补贴，发行后又用自己的钱买回自己办的杂志。他们就是那样一群思维独特，做事执着，一心一意乐在其中的人。就是我的朋友。

   《九月风》凝聚着我们，我们坚守着《九月风》。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日后她能否得以传承，会不会再一次销声匿迹；也时而发出“老家伙式”的感慨，我们至少要以一个像样的姿态起步，好让孩子们日后走得更好。

    毕业前的那次圆桌聚餐上没有伤感，我说“老孟再给我写首藏头诗吧”、“小蔡送我一幅字吧”，可惜都在匆忙的收拾行李和没完没了的散伙饭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其实不是不了了之，其实我们究竟怎样也不算分别。曾经因为某种理想而联结在一起的一群朋友，并不会因时间或地点的转变而阻隔情分，再见面再相聚时，依然如故。     

三

       2005年的某一天，《九月风》有了重生的希望，2005年的某一天，我们因此得以相聚，然后心里默念“哦，原来你就在这里。”，伟大而神奇的友谊如是，《九月风》的精神如是。或者，那会是一次偶然吗？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